中法两个文化大国，对当代以至于对遥远的未来的世界，将发挥他们无与伦比的伟大作用，而王阳明和笛卡尔两个名字也将与日月同辉，永葆厥美。在这两个名字上闪耀的是人类将永远守护的一词圣典—至善。

　　引言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对于科学家如此，对于哲学家更是如此。没有想象力的科学家，永远执象而求，跳不出实验室，也进不了形而上的殿堂。反是，但凡思维善于凭虚驭风的科学家，则往往由科学而哲学，成为在思想风云中特立独行的人物。牛顿、莱布尼兹、笛卡尔、斯宾诺莎直至哲思峰巅的康德莫不皆然。

　　西方的思想最终构成是离不开具体而微的推演的，实验证明了的是定理，本然存在的是公理，有待证明的是假说。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数学，笛卡尔以为用数学解释万类的存在与运转是天经地义之事，而康德则将数学置于一个无可替代的至尊之位，因为他知道，离开了数学，科学与哲学则徒托空言，一筹莫展。

　　东方的哲人的思维似乎和数学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们生活于一个玄思冥想、大而化之的心灵境域，他们善用归纳之法直抵灵府。宇宙万有本在吾心，王阳明作如是想，另一些哲学家则以为天地未开之前便有“理”，朱熹作如此想。这是明代心学家与宋代理学家的区别，但是东方的哲学家没有实验室，是概莫能外的。他们凭的是遍列一切法相的如来智慧和深入法性深层的如有智慧，这虽是佛家用语，但中国儒学的哲人们却莫不如是。逻辑的演绎法和感悟的归纳法成为西方和东方思维的两条大河，从远古流到今天。

　　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历史背景

　　我们倘要寻找两位东西的大哲，且对世界有着绝对巨大的影响力，只能问道西方理性主义的鼻祖笛卡尔和中国心学的祭尊王阳明。

　　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在回归古典(希腊艺术、希伯来文典等等)和回归自然方面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精神，然而距中世纪的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彻底颠覆还十分遥远。自然科学在涉及宇宙本体问题时，依旧噤若寒蝉，异端裁判所的毒焰对伟大的天体物理学家布鲁诺的残害，是绝不包含当年耶稣的“原谅”的悲怀的。而较早于他的哥白尼，只是颠覆了1800年前亚里士多德地心说的谬误，而创立日心说，他诚惶诚恐，唯恐触犯教会，迟迟不敢发表，直到临死当天，他才有幸看到自己的《天体运行论》行世。而较晚于哥白尼的伽利略，由于在天体物理学上支持了哥白尼，而被教廷宣判终身监禁，直到300多年后的1980年，罗马教廷才宣布取消了对伽利略的荒诞审判。历史上很多神圣的宗教都做过一些不太神圣的事，对伽利略的审判则是其中维时最长的特例。

　　布鲁诺的泛神论—“自然界即神”—在今天是一句极妙的诗意判断，而在彼时则触动了整个罗马的教会，以为大逆不道。笛卡尔离这些殉道的伟人并不遥远，他四岁时布鲁诺就戮，

　　笛卡尔青年时代当会详知这段酷烈的惨剧。异端裁判所巨大的阴影，即使文艺复兴之后，依旧阴霾密布，淫威遍施，科学家们依旧在隙缝中求生存。

　　笛卡尔羸弱的身体和偃蹇的处境与王阳明有些类似。然而两人的社会担当不同，笛卡尔可以孤身一人，而王阳明则是千军万马的统帅。有一点相似的就是两人都经历过一次思想上的澡雪，一是理性的觉醒，一是自性的顿悟。

　　笛卡尔躲避着人群，大隐隐于市，他33岁上来到荷兰，家赀不菲，足可供他倚坐在温暖的小屋中，天马行空地思索。他发现古往今来各种玄奥的大义微言或精灵古怪的离奇说教都是出自他人之口，以此，他悟到我们耳熟能详、枉自轻信、大体是酸腐的陈言，而并非确切的知识。

　　思想的强大，并不意味着声色俱厉，在那样严峻的社会条件下，为使自己的科学立足，还得有些生存的技巧和理论的技巧，智慧如笛卡尔，他不会放弃这样的生存艺术。

　　任何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都会有一种灵魂深处神圣之自尊，他们会认为古往今来，一无成就(至少在他们创说处绝对如此想，譬如创说解析几何的笛卡尔、创说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起跑之线正在脚下(事实不正是如此吗?)。在这样的孤独中，忽焉也会想起同侪相携的快乐而化为了一种真诚的期待，笛卡尔甚至很愿意相信理性在每个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在每个个体身上理性的本性并无二致。我也会经常谦卑地想到，如果每个画家画得都比我好，那我将是何等的幸福。

　　谦卑和伟大，异名而同性，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笛卡尔知道不能享年久长，他甚至仅仅希求：“一步步提高到我的平庸才智和短暂生命所能容许达到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