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爱严子陵，夏天在富春江钓鱼而披羊裘，显然希望让汉光武知道，他的老朋友正落宕江湖。后人谑云：“当年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说明严子陵非真高士，我不会画他。我画伯夷和叔齐，那是由于读袁枚《随园诗话》，其中有嘲讽清康熙时，开科取士，汉文人趋之若鹜的诗句：“一队夷齐下首阳”，不再采薇度日。我重视夷齐的高风，乃是表彰士节之可贵。我画《风尘三侠图》，为的是抒发“解不了，相思结”的故国之思。

　　从这些画可以看出，虽然我十分愿意在欧西忘却人间烦恼，然而故国的多少千古兴亡事、多少天地逆旅人，时时注入心头，剪不断、理还乱。我不只心灵上做不到真正的“散淡闲人”，在画图上，仍旧逃不脱臧否人物的春秋之笔。

　　我在欧洲的收获之一是，对上述的“助人伦，成教化”的创作动机有所怀疑。我开始思考我的绘画的更高使命：为人类创作。

诸神制焰图

　　往昔人类的所有恶业如仇杀、兵燹、霸权等等，都逃不脱佛家所指出的贪、瞋、痴三字，这其中的一切勾心斗角，也无非是一种小智慧，老子云：“慧智出，有大伪”，那正是指这种与宇宙、天地大智慧相龃龉的小智慧，造就了人类的虚饰和伪善。如何使人类的小智慧去顺应宇宙的大智慧，这是二十世纪末全世界所应深自反思的问题，否则整个人类会遭到天谴，承受大自然的惩罚，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是“人算不如天算”。

　　人类必须从执拗、偏见、极端化中解脱，走向中庸。大部分前卫新潮艺术之所以日益荒诞不经，乃是由于艺术家心理的不平衡，与一切为仇寇，寻求一种宣泄，而宣泄只图一时之快，或许距大自在、大解脱的境界更远。

　　儒家的仁恕、中庸，佛家的寂静、涅，道家的反璞归真，所有这些东方哲学或宗教对理想境界的追求都是和谐的、冲融的、静穆的。而宇宙的最大智慧，从微观的基本粒子到宏观的日月星辰的排列、银河星系的运行，无不体现了“和谐”二字，对这种和谐的认识，使东方的哲学有着空明、博大、典雅、雄浑的特性，而中国的诗、书、画则把追求平和、雍容、温柔、敦厚作为极则。即使豪放不羁如宋词人刘克庄，也在词境上力图归于恬淡之境——“若对黄花孤负酒，怕黄花，也笑人岑寂。鸿北去，日西匿”。恬淡则接近大自在。

　　我笔下的陶渊明、茶圣陆羽、骑牛的老子，或许最能体现我上述的思想，我希望从画面上透露出一种和平的气息。宁静的心理描写和清脱的笔墨、透明的色彩相为表里，接近东方的哲学理想。有一次文艺评论家刘再复对我说：“你在生活中是很躁动不安的，而看你画却十分恬静，一片冲和。”我说：“这正是艺术的一种自我征服，或者如你的性格组合论，我心灵深处既有一个功利主义的女，又有一个超凡绝俗的灵氛，这对屈原来说是他心灵深处的一个躁动的魔鬼和一个宁静的神灵，于范曾亦然，只是灵氛对于屈原和范曾都是心灵至高的主宰，可以征服我们的恶念和邪行，而且给予我们创作诗和画以根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