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闷中追求解脱、在烦躁中寻觅宁静、在诗的境界中羽化而登仙，这就是巴黎三年我所有国画创作的全部价值所在，也是我能熬过海外多少日日夜夜的最好寄托。

　　自大陆、自香港，我的朋友们寄来大批的笔墨和纸张、颜料，在国内得到这些东西不难，在国外则弥足珍惜。记得我曾去安徽泾县宣纸厂，看到工人们在盛暑赤膊着于两堵火墙之中烘干一叠叠潮湿宣纸的情景，那如雨的汗珠，化为洁白无瑕的佳宣。恩师李可染先生也曾亲见此景，向工人们合掌颔首道：“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的艺术。”我也曾为徽墨工人写下“烟息香凝早，十万杵催我良工老”的诗句(佳墨需工人于臼中捣十万杵)。为搜集兔毛而奔走山林的猎手写下“箭发中山游侠儿，万山横扫”的赞词。在海外向壁，时时勾引起我昔日的感怀。在法国我磨尽了十块名为“铁斋”的好墨，画完了二十刀宣纸，废笔也有数十支。这其间我的生命得以充分地、美妙地显现。它化为了线条、色彩，化为了浮动于画面的气韵，化为了流布到画外的神采。

罗汉说法图

杨振宁先生与范曾于巴黎别墅中

　　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思维活动和艺术创造，离不开对主客体关系的探索。人们从遥远的古代便曾寻求智慧的圆融的答案。今天，这些论述依然有着不可言说的美妙。孔子的“天”、老子的“道”、佛家的“因缘”都曾作为终极真理的光圈，笼罩着东方文明，从而使诗人们、画家们、音乐家们能凭虚御风，迷不知所向。那是一种纵身大化的、物我两忘的境界，是西方的中世纪蜷伏于圣母和耶稣足下的画家所不可梦见的。

　　在中国，绘画本身是重性灵、重直感、重诗境的。而作画的放笔直取、淋漓尽致，又借重于中国书法的辉煌成就。因此中国画家点划流美、放笔神来，一幅杰作往往真气充盈，不可端倪，真可谓奥妙无穷。只有石涛这样的画家才能感受到“试看笔从烟中过”的快意。在中国，画家没有役于物象之虞，因为它的语言的每一个词汇，都和物象保持着距离。直到十九世纪，莫奈才发现了日本浮士绘是一片新天，但我可以断言，他当时没有见过八大山人的荷花，否则他的睡莲会画得更好。

　　我曾有诗自勉云：“笔自清闲格自高，风声腕底总潇潇”。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做到杜工部称赞李白那样：“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的境界。清新，必使自己的画面超越古人藩篱，注入自己的创造，而俊逸则更应是我内在性情的流露，这是属于风骨、气质范畴的事。

竹林七贤

蓝顶小鸟

　　我的画赝品之多，古今中外第一。即使文徵明和董其昌，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赝品数量比之于我，可谓小巫见大巫。然而赝品无论用比例尺、幻灯机放大，或借助于其他更先进的方法如照相制版……都无法给它们带来根本的帮助，它们致命的弱点是失去了“真气”，失去了艺术的脉动、血流、呼吸，因此失去了生命。那些僵死的、斫败丑陋的线条和形体，怎么会出自范曾的手笔。

　　有一次在台湾，我举行范曾真假画的鉴定会，主持其事的王效兰女士很郑重地问我，你会不会在一万张假画中，看走眼一张，我说，画宛如我的儿子，不会认错的。在鉴定会上我只需打开一寸，便识真伪，在场所有的人都十分惊讶，只有一个画廊老板拿来一张至劣至丑的赝品，经我确认为伪后，大声喧嚷，大似己蒙范曾“指真为假”之奇冤。我绝对相信这位老板现今已加入讨伐范曾的画廊老板协会的行列，正在那里“伸张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