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范曾并没有多少钱，自己还住在一间简陋的房子之中。“当时我的目标是自己有3 万块存款就够了，每个月100多块钱利息，相当于国家17 级干部的待遇了，”范曾爽朗地大笑，“艺术和学问都是‘为己之学’，王阳明讲终极目标是‘利他’，‘为己’是提高自己的修养‘增益其所不能’，最终是‘利他’，这也是我的宗旨。”

　　范曾的捐赠有着自己的原则，在国家或者人民急需用钱的时候捐钱而不是捐画再拍卖。“捐画再去卖远水解不了近渴，还有就是算是你捐的还是买画的人捐的?如果这个时候画家抬高其身价，由媒体宣传自己捐了一幅画值多少钱，我觉得这在心灵上有些可耻。”范曾毫不避讳。

　　尽管自己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价格高昂，但范曾依然把艺术而不是市场看成自己创作的动力，而被他视为“文化活动”的捐画也就时常为之。按照荣宝斋精确估价，范曾历年捐赠给国家的书画作品，按现在的价格评估，总值当在5.3 亿人民币左右。上至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下到边陲地区人民警察，范曾的捐赠覆盖广泛。

　　“对我们健在的画家来说，国家有这样的需要，我们也很愿意。我的画非常昂贵，十张就要花几千万元，博物馆一年的资金也没有这么多，在我看来也不需要买，” 范曾数不清楚自己究竟捐出了多少幅字画，“大概几百幅吧，很多的题字还不包括在内。”

　　严于治学的范曾，捐赠却显得随意得多，他没有固定的捐赠计划，通常是机缘巧合。这与书画创作的随意性有关，“这是心灵智慧之果，随性之所至，看自己情绪状况而定。”他说。

　　范曾颇为看重捐赠书画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美术馆、博物馆收藏我的作品，并不是为了我范曾个人，而是因为我的作品有所荷载，荷载了国家的文化。”范曾一般选择中国美术馆、天津博物馆、河南博物馆等国家一流收藏机构作为捐赠对象，而作品捐出后，也就不会再去过问使用、保管的状况。在他看来，大多数的国家美术馆以及博物馆都是严肃的，不会存在藏品丢失、擅自出卖、转让等问题，他们也有自己严格的保管运作制度，并会定期向公众展示，起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功能。

　　“捐画是两厢情愿的事，一方面我愿意捐，另外也要人家愿意收，能被国家美术馆收藏也是自己的光荣。”在范曾看来，在付出的同时也获得了心灵的回报。对于画家来讲，作品被什么样的机构收藏同样表明了社会的认同。2007 年3 月，范曾将《钟馗神威》、《达摩神悟》、《范仲淹与渔父》以及行书《炎黄赋》等十幅精品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藏品多为清宫旧藏的古代艺术品，一直以来从不收藏今人画作，而范曾和吴冠中是仅有的两位。“当时他们有收藏的愿望，我在故宫的展览所有作品由博物院的专家随便挑。我也愿意自己最好的作品藏在国家最好的博物馆，以此传世。” 范曾说。而对于一位画家来说，一幅作品如果被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收藏，那么也意味着他在中国美术史上拥有了一席之地。

　　范曾并不认为公益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我们不应该想着我为社会做了些什么，其实社会给我们的公益更多。社会保险不就是我们每个人享受的公益吗?警察、军队带给我们的安定的生活不也是公益吗?”范曾对公益的理解颇为宽泛。而在他林林总总的荣誉中，有一个让他颇为看重——从2006年开始连续4 年的北京市纳税模范，在2008 年同样获此殊荣的还有潘石屹和刚卖掉大中电器的张大中。积极纳税在范曾看来是自己力所能及对“大公益”的支持。“今年估计又会名列其中。”范曾笑着说，在今年1 月底的荣宝斋“范曾新春书画展”上，总成交额8,000 多万元，除去归属荣宝斋的3,500 万元外，范曾还缴纳了1,500 万元的税款。

　　此外，范曾还对自己有一条必须遵守的规定：给教育事业、残疾人、少年儿童、警察、军队的事业做任何事情都不取报酬。“这些单位做的都是社会急需的公益事业，我只不过是添一把柴火而已。”2006 年，北京市评选“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 单位)”标兵，范曾捐出了自己的20 幅字作为奖励。而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学语文》课本中，范曾的17 幅插图也已经默默伴随着数百万学子走过了他们的好学时光。